汪洋制造許雅惠:宋、元《三禮圖》的版面形式與使用──兼論新舊禮器變革-宋史研究资讯

許雅惠:宋、元《三禮圖》的版面形式與使用──兼論新舊禮器變革-宋史研究资讯

作者許雅慧,現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全文刊於《臺大歷史學報》第60期,2017年12月,引用時請註明出處。感謝中山大學曹家齊教授、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許雅慧副教授提供寶貴資料!

前言
20世紀以來,新興的媒體與數位科技對知識產業造成巨大衝擊,知識生產與傳播的方式發生巨變。電子書與傳統書籍競爭,網路書城衝擊實體書店,電腦與平板上的閱讀逐漸成為常態。學術領域也不例外,大量的資料庫使得搜尋與使用材料更加便利,各大機構典藏的數位化,也令人開始擔憂那些未經數位化的資料,未來可能更難以使用。這一連串技術變革對人類知識所造成的影響,身處其中的我們,尚難以客觀評估。
人類歷史上有幾個知識技術的重大變革期。在西方,古典晚期(late antiquity)經歷書籍形式的轉變:從卷本(roll)向開本(codex)發展;【1】15世紀中葉,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 c. 1398-1468)採用活字印刷,更對西歐社會造成廣泛而長遠的影響。【2】在東方,三國兩晉時期,紙張取代竹木簡成為書寫的媒材;唐、宋時期,見證了印刷術出現與普及。7、8世紀出現的雕版印刷,經過二、三百年發展,至宋代廣泛地用來印製佛經、道書、醫書、詩文集與儒家經典,成為書籍複製的主要方式之一,書籍的形式因此從「書卷」演變為「書冊」。【3】北宋中葉,畢昇發明活字印刷,這項技術後來在西方造成「革命」,但在中國影響不大,直至清末,雕版印刷一直是主流。
宋代作為中國印刷發展的第一個高峰,宋版書向來為版本、目錄學者所珍重,相關研究成果十分豐富。在雕版印刷漸趨普及的時代,唐代以來漸次形成的印刷中心──成都、杭州、建陽──繼續發展,北宋後期建陽甚且成為專門生產考試用書的中心。印本書的普及對於士人讀者造成廣泛影響,由此也開展出豐富多元的研究課題,面向包括:士人家族的藏書與刻書、【4】印本對文本流傳的影響、【5】在科舉考試的應用,【6】以及印刷出版與文學、道學發展的關係等。【7】此時商業印刷已經興起,但印本是否就此取代傳統的手抄本,仍有不同意見。【8】

以上多元而豐富的研究,大致可放在羅伯.丹頓(Robert Darnton)的「溝通迴圈(Communications Circuit)」當中。丹頓在1982年提出這個迴圈架構,涵蓋書籍從產出到消費,包括作者、出版者、運輸、銷售等各環節中的參與者,分析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因素的作用,試圖將有如「熱帶雨林」般大量而龐雜的研究理出頭緒。【9】
相對於丹頓對外在社會因素的重視,英國書目學者藍諾.麥肯錫(Ronald F. McKenzie)在一篇討論書籍學(bibliography)的文章中,強調書籍形式(form),包括尺寸、字體、標注符號等排版特點(typography)的重要性。他認為這些形式特點具有象徵意義,影響到書籍的使用與讀者的認知。藉由單一文本不同版本的形式分析,可探討不同時空環境下的讀者,對該文本的不同解讀(或誤讀),他將這樣的研究取向稱為文本的社會學研究(sociology of texts)。【10】無獨有偶,特別重視書籍使用的法國學者侯瑞.夏提葉(Roger Chartier)也強調,書籍不單只有文本內容,也是具有實體存在的物件(object),它的形式特徵引導讀者如何使用該書。雖然如此,他仍強調閱讀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作者或出版者均無法限定讀者如何閱讀一本書,唯有透過個案研究,在特定的政治、宗教、文化背景中研究一個作品,才能理解這兩個看似矛盾的關係。【11】
丹頓與麥肯錫的方法代表書籍文化研究的兩種取向:作為書籍的外部研究,丹頓的「溝通迴圈」透過檔案、書信、文獻,討論書籍在不同階段的社會生命史。相對地,麥肯錫針對特定版本進行內部研究,分析排版特點,探討讀者端的訊息接收(reception)。這兩種取徑大體涵蓋書籍史研究的不同方法。
整體來看,宋代書籍研究偏重外部的社會文化,對於書籍本身的形式,從裝幀樣式到版面設計,及其可能具有的意義,了解尚不多。從麥肯錫與夏提葉所著重的視覺性(visuality)與物質性(materiality)出發,可為中國書籍文化的研究帶來何種新的視野?本文以北宋聶崇義纂集的《三禮圖》作為個案,比較南宋、元二個版本的頁面特點,結合傳統文獻與出土文物,分析在此一百多年間《三禮圖》的性質與使用可能發生了什麼變化。【12】
之所以選擇《三禮圖》原因有三:第一、《三禮圖》雖為經學家圖解《周禮》、《儀禮》、《禮記》之作,在唐、宋時期還具有實用性,是禮家製作禮儀器用之參考圖樣,帶有手冊的性質,是討論書籍「使用」的佳例。第二、聶氏《三禮圖》目前存世有兩本:一為南宋鎮江府學本《新定三禮圖》,一為元代鄭氏家塾本《重校三禮圖》。二者內容相同,但版面安排截然不同,而且此差異可完全排除成本方面的考慮。時代較早的《新定三禮圖》全書僅135頁,改版後的《重校三禮圖》達222頁,版木、紙張、印墨、人工都增加不少。既然排除出版端的成本考慮,那麼可從讀者端進行考察,分析該書的「使用」是否發生變化。第三、考古出土一些宋、元時期的禮器與祭器,其樣式特點可供我們具體評估《三禮圖》之使用,進一步觀察《三禮圖》與其他新興禮書、禮器圖的競爭與消長。

過去《三禮圖》屬於經學研究的範疇,【13】也有學者專論當中簠簋知識與經典解釋、金石學的關係。【14】近來,《三禮圖》也受到美術史研究者的重視,他們將其與出土文物對應,以認識古制禮器的類別與使用情況。【15】本文比較宋、元二本《三禮圖》的版面差異,並結合考古出土文物,從書籍使用的角度──特別是士人對古制禮器的認識與實踐──對版面改變的原因提出解釋。《三禮圖》的版面變遷提供一扇窗口,讓我們一窺宋、元之間禮器與禮學的發展。
從今日的眼光來看,《三禮圖》或許錯誤百出,不值一哂。但《三禮圖》曾是唐代宮廷製作禮器時的參考作,宋初聶崇義纂集考訂之本更成為權威,從中央到地方學校,都圖繪著《三禮圖》。從權威到失落,宋、元之間發生了什麼轉折?本文用意不在考證《三禮圖》器物的「正確」與否,也不在辯證其內容的經學價值。作為《三禮圖》的文化史分析,本文希望了解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中,人們如何看待此書,以給予該書一個適當的歷史定位。在進入宋、元時期之前,有必要對《三禮圖》一書的傳統淵源稍作梳理。
一、從漢至唐:實用的禮器圖樣
《三禮圖》為圖解先秦禮儀經典《周禮》、《儀禮》、《禮記》之書,它的來源可能很早,東漢便出現題名為《三禮圖》之書,傳為鄭玄、阮諶所作,今尚存殘本。【16】東漢之後續有修纂,聶崇義編纂《三禮圖》時便曾參考,四庫館臣考證此六本作者為:漢代的鄭玄(避康熙諱,清代版本作「鄭元」)與阮諶、隋代的夏侯伏朗、隋開皇敕撰本、唐代的張鎰、五代的梁正。【17】其中隋開皇敕撰本與隋夏侯伏朗本應為同一本,根據唐代的《歷代名畫記》,隋開皇敕撰本為夏侯朗所繪,應即夏侯伏朗。【18】除了《三禮圖》,《歷代名畫記》中還羅列《韓詩圖》、《周禮圖》、《春秋圖》等,應同屬儒家解經之插圖。【19】

敦煌曾經發現一本唐代寫本《喪禮服制度》(P.2967),或許能讓我們想像漢唐時的《三禮圖》(圖1)。【20】該書首尾殘缺,存12頁,項目、內容與《三禮圖》卷十六〈喪服圖〉相近(圖18)。【21】從書籍前方的序文可知,這本《喪禮服制度》實際上是杜佑(735-812)《新製唐禮圖》中的一卷,殘冊中還提到不少早期的禮書,起自漢代鄭玄至唐代《開元禮》。【22】
值得一提的是,《喪禮服制度》的裝幀與版面特點透露出該書冊的實用性。整體說來,敦煌出土的寫本以「書卷」為大宗,從佛經到儒家經典皆然。【23】從首尾完整的寫本可知,中世紀的書籍裝幀樣式如下:將紙張黏成一長卷,由上而下、由右而左單面書寫,在書卷末尾安裝木軸,卷起後以縹帶固定,在卷首外側寫上題名。雖然「書卷」是經典的主流形式,但實用的書籍經常裝訂成「冊」,亦即在頁面正、反雙面書寫後,居中對折,對折處穿線固定。這類書籍包括:儀軌、經咒、書儀、本草、曆書等。【24】此本《喪禮服制度》便採用「書冊」形式,前圖後文,喪服樣式在前、說明在後,以紅色硃書凸顯標題。便於翻閱的「書冊」不僅利於讀者查考,而且尺寸較小,每頁高約18.9公分,寬約14.4公分,易於攜帶。配合醒目的硃書標題,使用起來較「書卷」更為便利。
聶崇義之《三禮圖》為彙編前代之作,是現存內容最豐富、最完整者。他在後周世宗(955-960在位)時受命參訂郊廟祭器禮儀,因取各家之《三禮圖》考正,其間歷經政權更迭,至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完成,次年表上於朝。【25】經大學士尹拙駁正、聶崇義引經釋之、竇儀(914- 966)裁定後,頒賜學官。【26】聶氏《三禮圖》並非只是考正之作,也是製作禮、祭器的實用參考。該書卷十一〈祭玉圖〉總說便道:“自周顯德三年(956)冬十月奉堂帖,令依故實模畫郊廟祭器、祭玉,至四年(957)春以圖樣進呈,尋降勑命指揮。昨聶崇義檢討禮書、禮圖,模畫到祭器、祭玉數拾件,仍令國子監、太常禮院集禮官博士同共考詳……〔以下小字注〕勑下諸官考詳後,便下少府監依式樣製造,其祭器則六尊、六彝……共四十三。其玉器則蒼璧、黃琮、青圭……至六年(959)並依定式樣脩訖,已於郊廟行用。”【27】(底線為作者所加,以下皆同)這段文字明白指出〈祭玉圖〉一卷可追溯至後周世宗,當時聶崇義受命模畫祭器、祭玉的樣式,經過相關官員考詳後,少府監按此圖樣製作郊廟祭祀之禮器。由此可知,〈祭玉圖〉應是當時聶崇義所繪之圖樣,後來其奉宋太祖之命集錄禮圖時,又把此卷收入《三禮圖》之中。
《三禮圖》既曾使用於朝廷祭祀,當時所製作的禮、祭器是否有留存至今日者?學者曾經指出,有些考古出土的唐代禮器,應該是參考了《三禮圖》。最明顯的是在河南偃師發現的唐代哀皇后墓,哀皇后是唐高宗太子李弘(652-675)之妻,卒於高宗上元三年(676)。【28】墓中除了當時流行的陶俑與三彩容器之外,還陪葬許多樣式特殊的陶器,包括背上負杯的鳥(圖2),明顯是《三禮圖》的爵(圖3),腹部描繪山紋的陶罐應為「山尊」,畫牛的矮陶罐應是「犧尊」,而帶有龜形蓋子的陶罐則為「簠」或「簋」。【29】

哀皇后墓之外,唐代太子墓也隨葬《三禮圖》類型的玉禮器。陝西富平的節愍太子李重俊(卒於707年)墓,於唐睿宗景龍元年(710)陪葬中宗定陵,墓中除了玉璧,還出土尖首的玉圭與半圭形的玉璋(圖4),均見於《三禮圖》(圖5)。【30】陝西臨潼的惠昭太子李寧(793-811)墓出土的玉圭及半殘的八邊形玉器(圖6),明顯也是玉禮器。【31】八邊形玉器在《三禮圖》中找不到完全對應的圖示,但與南宋洪适(1117-1184)《隸續.碑圖》所錄漢碑「六玉圖」之琮接近,【32】鄭玄、梁正等禮家也說黃琮八方以象地,【33】這類多角形玉器應該是琮。【34】其造型與《三禮圖》大琮作八瓣花形(圖7)不同,推測是未被聶崇義採用的禮玉樣式。除了唐代高級貴族墓葬,長安城大明宮遺址也曾發現圭、璧合一的造型(圖8),即為《三禮圖》中的圭璧(圖9),可能與建築的奠基儀式有關。【35】
《三禮圖》的圖樣功能可追溯至何時?山東出土的兩批玉禮器提供了線索。一是煙台芝罘島出土的兩組玉器,每組包括一璧、一圭、二觿,圭放在璧孔中央,二觿在璧的兩側(圖10);【36】另一則是膠東半島成山所發現的圭、璧,二圭放在璧的左右,從出土位置判斷是祭祀太陽的禮器。【37】這些秦漢之時的玉禮器,應與統治者祭祀天地山川有關,可對應到聶氏《三禮圖》中的「圭璧」(圖9)。只是山東出土的圭、璧是分開的兩件玉器,《三禮圖》描繪的則是合為一體,與唐代大明宮遺址出土者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三禮圖》一方面指導禮器製作,在成書與修訂的漫長過程中,有時也融入各時代器物的特點,器物與圖繪之間有著動態的交互影響。如卷二〈后服圖〉收錄有「墨車」,車輿開口向後,前方有一斜面,中樹傘蓋(圖11),造型與甘肅武威出土的明器車相近(圖12),該墓年代介於漢末、魏晉之時。【38】一般認為漢代開始流行的明器模型是仿照日用器物所製,作為地下世界的替代品。以此推測,東漢禮家在繪製三禮的車駕之圖時,可能曾參考當時的馬車樣式。漢魏之後,車輿造型改變,但此早期車制卻保留下來,最後被聶崇義收入《三禮圖》中。
從前述禮、祭器遺存可知,《三禮圖》在漢、唐之間作為一本實用禮書,指導禮儀器用的製作,而且主要施行於上層階級。從漢代山東的祭日玉器、唐代長安城大明宮的圭璧、到唐哀皇后墓的陶器以及太子墓的玉器,均與皇室有直接關聯。推測中古時期《三禮圖》所載的禮器知識主要為朝廷所掌握,使用於皇室相關禮儀。北宋邵伯溫(1056-1134)曾記錄一則資料:
太祖初即位,朝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則曰:「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禮器為對。帝曰:「我之祖宗寧曾識此!」命徹去。亟令進常膳,親享畢,顧近臣曰:「卻令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輩行事。」【39】
此條紀錄也見於《宋會要輯稿補編》,繫於開寶元年(968)。【40】宋太祖(960-976在位)於後周任殿前都點檢,即位數年之後進入太廟,仍不認得廟中陳設的籩、豆、簠、簋等古制禮器,驚呼:我的祖先怎麼識得這些器呢!可見這類來自經典的禮器並不普及,可能只有朝中掌事的儒士禮官認得,一般人家大概是以日用碗盤盛裝祭品。進入宋代,朝廷壟斷《三禮圖》禮器知識的情況改變,從現存的宋、元二本《三禮圖》與出土實物,可以勾勒出這個歷史轉折。

二、版本與考訂
北宋初版聶崇義《三禮圖》今已不存,現存最早版本為《新定三禮圖》與《重校三禮圖》,卷次、內容大體相同,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同時收藏有此二本。其中《新定三禮圖》流傳有緒,曾經俞貞木(1331-1401)、錢曾(1629-1701)、季振宜(1630-1674)、徐乾學(1631-1694)等收藏;【41】《重校三禮圖》曾經毛晉(1599-1659)收藏,書後收錄李至撰於宋太宗至道二年(996)的「三禮圖記」,《四部叢刊》影印本附有張元濟(1867-1959)跋,考證此書版本與源流。
《新定三禮圖》印於回收公文紙上,紙張背面有淳熙五年(1178)鎮江府學教授徐端卿、鎮江知府司馬笈銜名,書籍後方有陳伯廣刊記:
《三禮圖》,始熊君子復得蜀本,欲以刻于學而予至,因屬予刻之。予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而攷之,不猶愈於求諸野乎?淳熙乙未〔二年,1175〕閏月三日永嘉陳伯廣書。
書籍原為熊子復所有,熊子復即熊克,福建建寧建陽人,紹興二十七年(1157)進士,【42】撰有《中興小歷》,李心傳(1167-1244)《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多所徵引。由此刊記可知此書為淳熙二年鎮江府學刻版,【43】原任府學教授的熊克得到蜀本《三禮圖》後,欲付之梓而陳伯廣到任,陳於是接手刻印事宜。根據紙背年款可知印刷時間稍晚於淳熙五年,是南宋前期的刊印本。
《新定三禮圖》的刊記簡短,除了刊印的人、時、地之外,沒有太多訊息。《重校三禮圖》則有王履所撰寫的後序,記載一則信守諾言的動人故事:
《三禮圖》余襲藏久矣,嘗欲刊之梓與同志共之,家貧未之能也。中間遼東唐括師皐為置書版矣,工費猶無從出也。丙午夏,余以涪翁易文定公《春秋》傳授諸生於葛盧,時潞城王貢文舉暨濮陽聶君天佐來過张浩锋,聽講畢,偶及是圖,文舉曰:無它求,鄭侯歸,當為先生成之……故特書是圖後,使二人姓名與是圖相為不朽云。次年季春朔旦,長南陽山昌元王履書於楚梓堂。【44】
由此可知,《三禮圖》原書為南陽書院山長王履所有,在遼東唐括的贊助下,已刻成書版,但苦缺印資。丙午年夏,王文舉得知此事,承諾請大將軍鄭侯幫忙,卻不幸染疾,死前仍惦記此事,留下遺言轉知鄭侯,因而促成《三禮圖》之再刊。上方引文中間略去的長篇文字,便在講述當中情節。次年春天,在書籍正式付梓之前,王履寫下這篇後序。由於是鄭侯出資印造,因此在各卷卷首冠以「析城鄭氏家塾重校三禮圖」。

序文中關鍵的「丙午」是哪一年?宋元之際的丙午年有兩個:一是蒙古定宗元年(南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二是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張元濟跋引王國維(1877-1927)說,認為此書是金代滅亡後、元代建立之前的蒙古刊本,之後的研究者一直承襲此說。【45】今重加考證,發現此說有誤,書籍應刊印於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較原訂時間晚一甲子。
後序提到的關鍵人物——大將軍鄭侯,何許人也?張元濟謂「未知何人」,近年有學者考證為蒙古時期戰功彪炳的鄭鼎(1215-1277),均非是。【46】大將軍鄭侯實為鄭昂霄(1270-1329),字顯卿,澤州陽城人(今山西晉城)。祖父鄭臯是山西當地冠儒,伯父鄭鼎於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鎮守鄂州,不久戰死,子鄭制宜(1260-1306)襲父職,仍戍鄂州。【47】鄭昂霄襲鄭鼎、鄭制宜萬戶之職,官至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轄下軍隊戍守廣西海北,曾修武昌江堤,撫鄂岳間的江北流民。【48】除了馳騁沙場,鄭昂霄也曾建孔子廟於學宮,並因門客王演──即王履後序提到的王文舉──之建言,捐俸刻蜀士王履家藏《三禮圖》於家塾。事載於《澤州府志.鄭昂霄傳》:「蜀士王履家藏《三禮圖》,患傳布不廣,因門客王演言,刻之家塾。」【49】同卷的〈王演傳〉亦云:「王演,鄉貢,湖廣通城縣教諭,為鄭參政昂霄門客,蜀士王履有家藏《三禮圖》,患傳布不廣,勸鄭捐俸刻之家塾。」【50】
鄭侯既可確定是鄭昂霄,《重校三禮圖》後序中的丙午絕非蒙古定宗元年,只可能是元成宗大德十年,鄭昂霄時年37歲。次年春天王履寫定後序,書籍付梓。至於冠於書名前方的「析城」,張元濟認為是河南淅川,實際上應為鄭昂霄故鄉山西晉城南方的析城山。版本雖作「析城鄭氏家塾重校三禮圖」,實際印刷地點應該是南陽書院,因為印版早已完成,鄭昂霄只是捐俸印刷。經過考證,版本資訊應為「元大德十一年析城鄭氏家塾刊本」;至於置書版者「遼東唐括師皐」,已無可考。
關於書籍的持有人王履,目前所知不多。王履為蜀人,來自昌元(今四川榮昌),大德十一年在楚梓堂中寫下《重校三禮圖》後序時,擔任南陽書院山長。元代的「南陽書院」不只一個,建有楚梓堂的南陽書院位於鄂北武昌,為南宋末年大將軍孟珙(1195-1246)於淳祐五年(1245)所創。【51】當時南宋與金、蒙古連年征戰,受戰火波及的襄、蜀之士,輾轉流離於荊鄂之間,時任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江陵府的孟珙於是創立公安、南陽二書院,分別安頓蜀、襄之士。【52】此書院歷經戰爭,至14世紀初已經頹圮不堪,大德五年(1301)冬經過鄉人齊心整修,重現光華,此次整修負責的山長名為史時敏。【53】大德十一年,王履寫《重校三禮圖》後序時已擔任山長,至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仍被稱為王山長。【54】

根據以上考訂,現將存世宋、元二本《三禮圖》的題名、時代、尺寸等書目資料條列如下:
《新定三禮圖》,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鎮江府學刻公文紙印本。版框高21.7公分,寬16.5公分,半葉16行,每行26-43字。
《重校三禮圖》,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析城鄭氏家塾刊本。版框高21.2公分,寬15.5公分,半葉13行,每行21字。
值得注意的是,二書均與四川有淵源,《新定三禮圖》的祖本為蜀本,《重校三禮圖》為蜀人王履所有,不知是否也是蜀地印本。此二本內容完全相同,有沒有可能祖於同一本?由於資料不足,只能存疑。
三、版面特徵:從視覺性到閱讀性
從南宋的《新定三禮圖》至元代的《重校三禮圖》,歷經132年,全書文字內容不變,但版面安排發生巨大變化,從圖文配置、標註手法到整體頁面,均截然不同,以下就這些方面進行比較。
必須先說明的是,宋版書在明清時期多半重新裝裱,改變了原本的樣式,在進行比較之前,必須先還原它們在宋、元時期的樣貌。宋代書籍多為「蝴蝶裝」,也就是將印刷好的頁面正面朝上,從中央版心處往內折,再將背脊粘黏起來,包上書皮。明代書籍改以「包背裝」或「線裝」,也就是將頁面自中央版心處反折,書頁疊起後包上書皮成為「包背裝」,或是上下加上書皮穿線固定成為「線裝」。蝴蝶裝與包背裝、線裝最大的差別在版心位置:蝴蝶裝的書籍版心居中,讀者翻開書頁時,看到的是一面完整的印版頁面;包背裝、線裝的版心在書籍外側書口,讀者翻開書籍所見為前、後印版之半頁(圖13)。《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新定三禮圖》時已進行復原,還原其宋代樣貌;《四部叢刊》則是直接影印改裝後的《重校三禮圖》,研究之前必須先將前後頁拼合還原。
就圖文配置而言,一般帶插圖的中國古籍,多半為「上圖下文」或「右圖左文」,此二種樣式在敦煌文書已經成形。【55】綜覽《新定三禮圖》發現,除〈冕服〉與〈后服〉二卷因人物描繪的面積大、尺寸一致,統一作右圖左文(圖14),其他章節多是上圖下文,也有右圖左文,甚至混合二者,將文字排在圖的下方與左方,類似今日文書處理軟體中的「文繞圖」方式(圖15)。整體看來,《新定三禮圖》的圖、文配置並未統一,混合了上圖下文與右圖左文二種樣式,相當隨意。

每頁的圖文配置雖不同,但版面大體呈左右對稱,以達到均衡的效果,也彌補了版面分割零碎的缺點。以卷三的冠式為例(圖16),以版心為中軸線,各種冠式向左右呈階梯狀展開,彼此對稱。插圖的大小、位置確定之後,再排入說明文字。文字的字體大小與字距疏密都相當有彈性,如:「通天冠」文字侵入了「遠遊冠」的空間,「遠遊冠」字大而疏鬆,「法冠」字小而緊密。
以上特點顯示,《新定三禮圖》是圖為主、文為次的設計。排版時先確定圖的大小、位置之後,再安排文字,因此文字時大時小,字距疏密不一,難以歸納出一套標準的頁面範式。版本學者著錄此書作每半葉16行,每行26-43字,每行字數差異很大。
《重校三禮圖》則出現規範化的版式,每頁行數、每行字數均相同:每半葉13行,每行21字。每頁的行寬固定,文字的大小、間距也相同,須安排插圖時,則合併數行為一大欄。插圖欄中經常並列數則器用,說明文字則統整於後。同樣以卷三的冠式為例,圖在右、文在左,圖、文空間清楚分離(圖17)。圖、文各自按照一定樣式,重覆編排至章節結束。這個作法不需(也無法)講求版面對稱,讓版面安排變得較為簡單。
相較於《新定三禮圖》圖為主、文為次的版面設計,《重校三禮圖》以文字為主,插圖成為從屬,重要性降低。圖、文孰輕孰重,從二者所占比例也可見一斑。《新定三禮圖》十分精簡,全書共135頁;《重校三禮圖》暴增至222頁,整整多了87頁。【56】頁數大增的原因是內文字體加大、字距加寬,使得文字所佔空間大幅增加。
除了圖、文的主從關係不同,二本的標註手法也有差異。《新定三禮圖》的插圖標題有如石刻、壁畫的「榜題」一般,字級明顯大於內文,且走向不固定,有直書、有橫書,有時還圍以醒目的方框,有些則加上小字註解。小字註的位置並不固定,有在標題下方、一側,也有的排列在兩側,如同門聯一般(圖16、18)。元代之後普遍用來標誌版心的魚尾,在書中的使用也尚未固定,除了放在版心之外,偶爾也出現在卷首或標題上方(圖19)。整體而言,《新定三禮圖》標題與標註的方式相當自由、變化多樣。
《重校三禮圖》則統一將標題放置在插圖前方,多半獨立一行,字體大小與內文相近,有時在標題上方加上小圓圈,作為提示。小字註也一律以小字雙行編排,書於題名或標題之下(圖17),這也是儒家典籍正文夾注的通行作法。
歸納以上版面特點,《新定三禮圖》以單一頁(版)面為設計單元,排版時以圖為主,文字次之,版面相當自由,各頁的差異很大,幾乎沒有範式。由於將彼此關聯之項目安排於同一頁面,加上醒目的標題,凸顯出各頁主題,形成「主題頁面」的特點,方便讀者掌握全貌。至於《重校三禮圖》,出現貫穿全書的版面格式,以此規範頁面的圖文安排,排版的自由度降低,但頁面的一致性增強。雖然版面變得整齊,但由於數則插圖並列,圖說統整於後,圖、文關係變得疏離。
這兩本《三禮圖》迥異的版面編排,透露出什麼樣的閱讀訊息?《新定三禮圖》以圖為主,文字為次,是視覺性較強的設計。其「主題頁面」的特性,使讀者可一眼綜觀全頁,注意到醒目的標題與插圖,接著再由右而左、或由上而下展開閱讀。由於說明文字緊鄰插圖,便於圖、文相互參照;加上每頁的項目內容並沒有嚴格的順序,因此讀者的視線相對跳躍,閱讀方向較不固定。
《重校三禮圖》的視覺性降低、閱讀性加強。其連續不斷的內容編排,引導讀者自上而下、由右而左循序閱讀,方向性明確。圖、文分離的設計雖然方便文本閱讀,但插圖與文字經常在不同頁面,讀者必須前後翻閱圖片,不若《新定三禮圖》便利。相較之下,《重校三禮圖》版面設計著重文本的閱讀性,視覺性的插圖退居其次。

為何兩者有此差別?是出版者利用頁面編排來引導讀者如何閱讀這兩本書?或是出版者配合讀者的使用需求來編排?無論是哪一個原因,作為一本實用禮儀參考書的《三禮圖》,在宋、元之時頁面歷經大幅改版,讓我們思考該書之使用發生了什麼變化?使用者與使用方式是否不同?由於《三禮圖》兼具以圖解經與禮器圖樣雙重性質,以下分別從禮書傳統與禮器製作兩方面進行討論。
四、禮書權威:從《三禮圖》到《禮象》、《禮書》
兩宋之時,禮器的討論大盛,宋人對此似乎頗為自豪。章如愚(慶元二年〔1196〕進士)在南宋後期回顧本朝禮器發展,曾有此評論:
自空虛浮誕之說勝,而儒生無考古之實學,禮器之不明於後世也久矣。惟我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之初,未遑他務,首命儒臣計論尊爵籩豆之用、簠簋鼎俎之制,而聶崇義實膺是選,於是采唐六家之傳以定三禮之制作,為畫圖以成一代之縟典,猗歟盛哉。皇祐中,王洙又嘗作《周禮禮器圖》而上之,凡品物纎悉皆有考訂,意義明達皆有據援,可謂詳而備矣。其後陸佃又為《禮象》,陳祥道又為《禮書》,皆能考古以求意,非但記名數之末而已。是以議禮之學至我宋而大盛,此豈非儒者務實之功乎。【57】
章如愚扼要地歸納了宋初以來的發展,他先是批評過去儒者好為空言,至宋代考古實學發展,儒臣開始考訂禮器名物制度,推陳出新,迭有佳作,代表作有《三禮圖》、《周禮禮器圖》、《禮象》、《禮書》。為何兩宋禮器之學能如此興盛?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追溯到太祖、太宗(976-997)二朝。
聶崇義的《三禮圖》編纂完成後,除了鏤板印行,太祖還下令將其內容畫於國子監宣聖殿後之北軒,以教士子。數十年後,壁畫歲久闇落,太宗又在至道二年(996)下令改作於國子監論堂之上。【58】當時判國子監的李至(947-1001)為此寫了一篇記,內容提到:
即於論堂之上,以版代壁,成之不日,丹青爛然。至若圓丘方澤之規,明堂璧雝之制,車服旂常之象,籩豆簠簋之數,管磬笙竽之器,琮璜珪璋之質,隨其義類,咸以註解……新圖既成,孰不改觀,與夫畫洛神之賦,事或馮虛,尚列女之屏,誠非好德,豈同年而語哉。【59】
在國子監最醒目之處,丹青彩繪著《三禮圖》的禮器圖樣與文字註解,兼具裝飾與教育雙重作用,比起之前的洛神賦、列女傳等人物畫,更加合宜。仁宗天聖二年(1024)幸國子監時,還特別參觀了《三禮圖》圖繪。【60】
太宗朝彩繪《三禮圖》於國子監論堂之舉,也引起地方郡縣學的倣效。真宗咸平五年(1002)泉州人段全繪《三禮圖》畫像、【61】北宋中期胡瑗(993-1059)也曾將《三禮圖》畫於吳興郡學講堂。【62】後來宋室南渡,高宗於紹興十三年(1143)收岳飛宅第為國子監時,還循此「至道故事」,繪《三禮圖》於講堂之壁。【63】

太祖、太宗二位皇帝對《三禮圖》的重視,加上州縣學校的倣效,使得《三禮圖》向地方傳播。當北宋中期士大夫開始收集地下出土的商周古銅器時,很快便注意到禮家描繪的三禮器物與出土的古器不同。學者們最常徵引的就是歐陽修(1007-1072)於英宗治平元年(1064)的批評:
原父在長安,得此簋於扶風,原甫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堶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為龜形,與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君謨以謂禮家傳其說,不見其形制,故名存實亡。【64】
宋人所稱之「簋」,實為今日之「盨」,形狀長方而橢四角。【65】歐陽修筆下,當時禮家所作的簋,形狀如桶,蓋上有龜形,正與《三禮圖》之描繪相同(圖20)。必須指出的是,歐陽修說簋形「外方內圓」,應是筆誤,應為「內方外圓」才對,簠才是外方內圓。
稍晚的沈括(1029-1093)也屢次批評禮圖中的描繪,如討論蒲璧與穀璧兩種祭祀用玉時,他說:「禮圖悉作草稼之象,今世人發古冢,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花敷時,穀璧如粟粒耳,則禮圖亦未可為據。」【66】所批評的正是《三禮圖》,書中的蒲璧與穀璧就是在玉璧上畫出草稼形象(圖21)。無疑地,隨著北宋早期《三禮圖》的鏤版印行,加上各地學校的壁畫,《三禮圖》的禮器知識也從朝廷禮官擴大至受教育的士人。
隨著金石收藏與考證的興盛,士大夫對《三禮圖》的質疑有增無減。哲宗元祐(1086-1094)年間,士大夫更主動撰寫禮儀書籍,表上於朝,直接挑戰《三禮圖》的權威,包括陸佃(1042-1102)的《禮象》(序於元祐六年或七年〔1091或1092〕)【67】與陳祥道(1042-1093)的《禮書》。范祖禹(1041-1098)上哲宗的劄子中,讚美陳祥道「專意禮學二十餘年,近世儒者未見其比」,並推崇其編撰的《禮書》「詳究先儒義說,比之聶崇義圖,尤為精審該洽」,請求哲宗下令讓《禮書》與《三禮圖》二書參用並行,以補正朝廷禮儀器用之製作,《三禮圖》的權威地位受到挑戰。[68]

徽宗一朝,臣僚對《三禮圖》的批評達到極點。慕容彥逢(1067-1117)批評《三禮圖》不僅與元豐頒行的經義有所出入,而且「自國子監建三禮堂,暨州縣學校率繪其圖,以示學者,乃至有司所掌名物,猶雜用其制」,由於禮器的制度混雜,慕容彥逢希望徽宗下詔改正。【69】當時最猛烈的批評大概是來自負責制禮作樂的翟汝文(1076-1141),他說「聶崇義集腐儒之說,著《三禮圖》以誤後學」,希望徽宗以出土的「商周禮器、科斗文字」考禮正字。【70】
宋初集禮文之大成的《三禮圖》,至徽宗朝被視為貽誤後學的根源,政和五年(1115),國子監的《三禮圖》壁畫受詔毀去,州縣學的圖繪也必須改正。【71】這些尖銳的批評必須與徽宗一朝的禮樂改革合觀,無論是崇寧年間鑄造的大晟編鐘,或是政和年間製作的祭祀禮器,除了器形、紋飾仿自地下出土古銅器,就連銘文也是以西周銅器為範本,徽宗朝仿古製作的新成禮器有些留存至今日,包括大晟鐘、鉶鼎、山尊等。【72】
宋室南渡之後,朝廷儀物流散,徽宗的新成禮器也大多散失,一度回到《三禮圖》舊傳統,【73】高宗甚至還循「至道故事」,將《三禮圖》繪於講堂之壁。【74】紹興十三年,自北方取得《宣和博古圖》這本徽宗敕編的古銅器圖錄,朝廷於是成立禮器局,以徽宗的新成禮器為範式,再次進行大規模的禮器製作。紹興十五年(1145),高宗進一步下令將新制禮器的樣式、圖說編成《紹興製造禮器圖》,頒布地方。【75】這本禮器圖中有些新制禮器不見於《宣和博古圖》,因此必須參考《三禮圖》,但《紹興製造禮器圖》並不直接援引,而是在材質、尺寸上加以修改,【76】企圖擺脫《三禮圖》舊制。
《宣和博古圖》重新取得,可能還在杭州鏤版印刷,朝廷得以恢復徽宗的新成禮器,士大夫則有機會一睹此書,再次燃起出土古器與《三禮圖》的對立。典型例證如南宋後期林希逸(1235年進士)在《考工記解》中,引林光朝(號艾軒,1114-1178)所言:
艾軒曰:《博古圖》起於宣和間,漢晉時無有也。由歷代以來掘得古器,於宣和間始為圖載之,以示後世,漢晉諸儒不曾見此,無怪乎其不知也。是以聶崇義所作《三禮圖》全無來歷,榖璧即畫榖、蒲璧即畫蒲,皆以意為之也,不知榖璧只如今腰帶夸上粟文,觀《博古圖》可見。【77】
批評的基調與北宋相去不大,均是援引地下出土古銅器——此處以《宣和博古圖》作為代表——以證明《三禮圖》之臆說不可信。

南宋中、後期,《三禮圖》再次成為攻擊的箭靶,而哲宗元祐年間完成的《禮象》與《禮書》則成為士人討論禮器的參考。二書都力圖改正聶崇義的缺失,陸佃《禮象》宣稱是根據公、私收藏的出土古銅器,但根據殘存的內容,可能並不盡然;【78】而陳祥道《禮書》150卷,考證詳博,被認為是「於禮學最詳」之作。【79】朱熹(1130-1200)曾評論這兩本書的優缺點:「陸解多杜撰,亦煞有好處,但簡略難看。陳祥道禮書,考得亦穩。」【80】大概可視為朱子一派的看法。
《三禮圖》、《禮象》與《禮書》三書在南宋士人圈的影響力,可從南宋中後期福建刊行的纂圖互註書籍略作探討。【81】這類六經書籍是士子準備科考時的參考書,書名均作《纂圖互註○○》,有固定的形式,於經典正文前方,皆附上一卷插圖。纂圖與正文分離,且有獨立的題名,如「新雕尚書纂圖」、「毛詩舉要圖」、「周禮經圖」、「禮記舉要圖」,卷次頁碼也獨立編排,與經文不相連續。纂圖之卷多為上圖下文,大幅圖繪則為右圖左文,上方有橫書標題(圖22)。【82】
這些六經參考書匯集、整理各家論點,不時引用相關書籍中的描圖與討論,其中以《禮書》的引用頻率最高,其次為《禮象》,紹興年間(1131-1162)上書論明堂禮儀的王普也曾被引用。【83】這些參考書中有時提到《禮圖》,但無法與《三禮圖》內容對應,應為他本。【84】直接提到《三禮圖》的頻率並不高,〈毛詩舉要圖〉與〈禮記舉要圖〉完全不見《三禮圖》。至於〈周禮經圖〉不但數次引用《三禮圖》,有時還以黑底白字標示出「三禮圖」字樣,並與紹興十五年朝廷頒布的「禮器局」或「禮局樣」對照(圖23)。【85】其中鼎、俎圖上方還有斗大標題「新舊鼎俎之圖」,只有在此新、舊制度對舉的情況下,才見《三禮圖》直接被徵引。這或許說明當時《三禮圖》與禮局樣兩種系統參照並行,不過新舊並陳也提醒了讀者長期以來有關《三禮圖》之爭議。
建刊本纂圖書籍由士人所編纂,針對準備科考的士子,讓我們對南宋一般士人的禮器知識有所認識。在這一系列書籍中,《禮象》與《禮書》取代了《三禮圖》,成為士人古制禮器知識的來源。類似的發展也見於同時期陳振孫的紀錄,他提到家鄉吳興郡學的論堂上原來繪有《三禮圖》,是北宋時模倣京師國子監所繪製。南宋戴溪(?-1215)執教郡學時,又在一旁作了《禮象》閣,將《禮象》圖繪上壁,與論堂《三禮圖》分庭抗禮。【86】《三禮圖》雖未被完全抹殺,但新的禮書已逐漸取得權威地位。
五、禮器圖與禮器製作:從《三禮圖》經學系統到《釋奠儀圖》金石學系統
禮的討論與實踐為一體兩面,《三禮圖》在士人禮器的討論中失去權威,在禮器的製作方面亦然。從漢至唐,《三禮圖》實際指導朝廷禮器之製作;進入北宋,當《三禮圖》知識透過學校由朝廷向地方傳布時,這套古制禮器或許也在地方施行,不過目前尚未見到北宋的實物例證。陝西洛川曾發現一座墓葬,出土帶龜蓋的高桶「異形器」二件,明顯是《三禮圖》的陶簠與陶簋。考古報告根據錢幣訂為北宋中期,但從墓葬隨葬品之排比,應訂為金、元為宜。【87】
徽宗朝開始以出土古銅器為範本,製作新成禮器,試圖取代《三禮圖》舊制。南宋高宗頒布《紹興製造禮器圖》,希望將新成禮器制度推行至地方,但似乎成效不彰。朱熹於孝宗淳熙六年(1179)知南康軍時,曾上書請求頒降新禮書,朝廷起初降下的竟還是《三禮圖》樣式。趙彥衛在《雲麓漫鈔》(序於1206年)中也抱怨中央郊廟的制度雖已改從新制,但地方學校仍多沿襲《三禮圖》舊制。【88】

經過朱熹的努力,太常寺終於在光宗紹熙五年(1194)將《紹興製造禮器圖》與《政和五禮新儀》中合於州縣施行者行下地方,成為《紹熙州縣釋奠儀圖》(以下簡稱《釋奠儀圖》)。【89】這本書雖歸於朱熹名下,但實為政文,而非專著。【90】當中之禮器圖實來自《紹興製造禮器圖》,而《紹興製造禮器圖》又可追溯至徽宗敕編的《宣和博古圖》。【91】
《釋奠儀圖》頒布後,源於出土古器的金石學禮器制度才開始向地方學校普及。古制禮器的二個系統也正式確立:一是本於經書解釋的《三禮圖》經學系統,一是以出土古器為依歸的金石學系統,此二大系統彼此競爭禮器的權威。【92】要特別說明的是,此處之「經學」或「金石學」只是一般字面意義的使用:「經學」指的是經典解釋,「金石學」是出土古器研究,不是今日經學家或金石學家嚴格的學科定義。
《釋奠儀圖》純為實用手冊,行禮說明在前,禮器圖在後。禮器圖重在圖示器物的樣式、材質與尺寸容量,沒有禮家的解釋與考證,與《禮象》、《禮書》等書不同。由於內容簡明,規範明確,較《三禮圖》更加方便施行。今日所見南宋器物當中,便可見參考《釋奠儀圖》者,如採集自浙江湖州的一對犧尊,帶有銘文「皇宋湖學寶尊」,為地方學校祭器,整體作動物造型(圖24、25)。【93】現存的禮器碑、文獻紀錄也顯示,南宋後期來自《釋奠儀圖》的籩、豆、簠、簋等禮器已進入地方學校,用於祭祀孔子的釋奠禮。【94】近來浙江發現不少南宋仿古銅器,不過用途能確定為釋奠禮器者十分有限。【95】有學者認為,浙江平陽福州州學教授黃石(1110-1175)墓出土者為儒學祭器,【96】不過鼎、方壺與鐘並不屬於釋奠祭器之器類,一鼎二方壺比較可能組合為一爐二瓶使用,作為案上的常供之器,也不排除是書齋清玩。
西元1234年蒙古滅金,進入中原;1279年,南宋正式滅亡。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留心文治,開始於各地興建或重修儒學。根據統計,世祖中統(1260-1264)、至元(1264-1294)年間,共興建廟學77所,重修263所(次);成宗(1294-1307在位)時興廟學39所,【97】包括皇室成員魯國大長公主所興建的全寧路儒學。【98】武宗(1307-1311在位)即位後,更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可見蒙元時期孔廟祀典的擴張。【99】
元代興學時,將學宮與祭祀孔子的文廟合而為一,成為前廟後學、或左廟右學的平面佈局。【100】文廟中用來祭祀孔子的釋奠禮器以何為本?元代儒學教授的紀錄與出土器物提供了具體證據。【101】李淦〈平江路學祭器記〉(寫於1295年)明白提到,他從至元二十九年(1292)開始,參考朱熹的「釋奠菜禮」,全面改製平江路學(今江蘇蘇州)大成殿祭器:
平江路學大成殿祭器者,教授李淦、方文豹所造也。金屬大尊二、山尊二、壺尊十有二、犧尊八、象尊如壺尊之數、罍四、洗四、勺二十、爵百七十有二、坫二百有二、豆三百四十有四、簠百三十有六、簋如簠之數、爐一、缶二、檠二十有四。竹屬篚十有一、籩三百二十有九。木屬俎五十有五、餘仍舊貫。初至元二十有九年十有二月望,淦祗事,顧茲器非度,明年考朱文公釋奠菜禮,改為之,十有一月,方君來,明年皆方君為之。元貞元年十月竣事,首尾凡三年。【102】
李淦所謂朱文公「釋奠菜禮」可能便是《釋奠儀圖》一書,文中提到的釋奠祭器,除爐、缶、檠三者為案上的常設供器,其餘均見於《釋奠儀圖》。李淦改製的祭器尚有一爵流傳至今,長18.5公分,高23公分,尾部有銘文「至元癸巳李淦銘吳郡學祭器」(圖26),癸巳為至元三十年(1293)。【103】造型帶流、尾、立柱,表面裝飾變形的獸面紋,明顯屬於《釋奠儀圖》之金石學系統(圖27)。

元代的釋奠祭器尚有一些留存至今,這些古制禮器多半帶有銘文,可知為儒學祭器無疑,器類包括簠、簋、豆、鼎、爵、坫等,與《釋奠儀圖》記載相合,紀年器整理如附表一。其中最大的一批來自北宋理學家楊時(1053-1135)所創立的文靖書院,包括作於元大德九年(1305)的簠、簋、豆、爵、坫,以及年代不詳的犧尊、象尊。此外,還有一件鼎形香爐與一對花瓶,製於泰定三年(1326),根據銘文,應是陳設於楊時的畫像或牌位前的常供之器,嚴格說來不屬於釋奠祭器。最後,各地還有一些儒學銅鐘留存至今,由於也非釋奠祭器,並未列入附表。
從已發表的器物照片看來,元代製作的釋奠祭器均根據金石學系統,但品質高低不一。有的造型、紋飾掌握較佳,如前述湖南文靖書院祭器(圖28),從其較為精準的表現看來,製作者除了參考《釋奠儀圖》一類的禮書,可能還看過真正的古銅器或製作精良的仿古器。至於外形走樣、紋飾變形者,如前述皇姊大長公主於泰定二年(1325)前後鑄造的文廟祭器(圖29),可能參考品質稍差的圖錄或器物。這類祭器在中國的地方博物館、文物管理所應該還有保存一些,但長期以來不受重視,正式發表者並不多。
除了文廟釋奠,古制禮器也用於其他祭祀,同樣遵循《釋奠儀圖》金石學系統,與《三禮圖》經學系統截然有別,整理如附表二(用途不明的也放於此)。簠、簋、籩、豆還用於哪些祭祀?附表二的皇姊大長公主銅簋明白寫道「永充全寧路三皇廟內用」(圖30),而至正十年(1350)銅豆則用於「汝南忠武王廟」。「三皇廟」是祭祀伏羲、神農與黃帝的廟宇;【104】「汝南忠武王廟」祭祀元朝開國功臣張柔(1190- 1268),他死後追封汝南王,諡忠武。【105】

為何古制禮器會用於祭祀三皇與功臣?《元史.祭祀志》記載,成宗元貞元年(1295)中央下令郡縣:「通祀三皇,如宣聖釋奠禮。」【106】不僅如此,周公廟也採用釋奠禮,祭祀武成王和功臣也採用簠、簋、籩、豆等禮器。【107】元代以前,古制禮器主要用於郊祀、太廟、文廟,元代增加了三皇廟、周公廟、武成王廟、功臣祠,較前代擴大不少。《元史》的編纂者也注意到過去祭祀功臣不用上述禮器,而今日則採用之,因此在功臣祠下評述道:「自古帝王而下,祭器不用籩、豆、簠、簋,儀非酌奠者,有司便服行禮,三上香奠酒而已。」【108】實際上,古制禮器之使用範圍可能還不限於此,柳貫(1270-1342)便提到吳城的天妃廟也有尊、斝、籩、豆等祭器,至於樣式是經書系統的《三禮圖》或是金石學系統的《釋奠儀圖》,則不得而知。【109】可見元朝是簠、簋、籩、豆等古制禮器在地方擴大使用的時期,範圍遠超出孔廟釋奠。
歸納已發表的實物例證,元代各祠廟中使用的銅質古制禮器均為金石學系統,以《釋奠儀圖》為本。推測元代前期大規模興建廟學時,《釋奠儀圖》已取得士人的重視,成為禮祭器製作的範本,並隨著釋奠儀的擴大施行而傳播。除了地上祠廟,蒙元時期官員的地下墓葬中,偶爾也能看到按照《釋奠儀圖》製作的成套禮器,但材質改易為陶質,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南洛陽的賽因赤答忽(1317-1365)之墓。【110】
在元代墓葬中,除了《釋奠儀圖》系統,《三禮圖》禮器也曾短暫出現。不過出土地集中於陝西關中地區,類型僅限陶簠與陶簋,明顯為地區性的喪葬習俗。【111】進一步分析關中元墓出土的陶簠與陶簋,造型均呈高筒形,蓋上負龜(圖31),與《新定三禮圖》或《重校三禮圖》的碗盒形有異(圖20)。此高筒造型的簠、簋,僅見於日本元祿十二年(1699)覆刻元泰定二年本《事林廣記》,列於祭器儀式門(圖32),其他各本《事林廣記》均未見。【112】由此可知,陝西元墓的陶器不是直接參考《三禮圖》,而是透過《事林廣記》一類書籍進行模倣,為《三禮圖》間接流傳的結果。【113】實際上,《三禮圖》系統的禮器直到清代都可見到,但多半與聶氏《三禮圖》描圖的差距極大,應該是透過其他圖籍的轉介,限於篇幅,本文無法深論。

值得一提的是,《事林廣記》的流播範圍遠達韓、日。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明列《事林廣記》作為犧尊、象尊的圖樣來源。[114]江戶幕府於18世紀後期重製湯島聖堂大成殿的漆簠、漆簋,也是《事林廣記》的高筒造型。【115】由此推測,元代後期,已經失去權威的《三禮圖》古制禮器,藉由流行類書《事林廣記》重新包裝,成為時興知識,再度影響禮、祭器製作。
今日所見的元代實物中,直接參考《三禮圖》者,只有甘肅漳縣元代汪世顯(1195-1243)家族墓地出土的陶器。墓地共27座墓葬,除了隨葬仿自商周古銅器的銅爵、銅貫耳壺,還出土仿自《三禮圖》的陶禮器,金石學與經學二種系統並見。《三禮圖》類型除了常見的簠、簋,還包括罕見的敦、豆、登、蜃尊等。【116】陶簠、陶簋均作碗盒形(圖33),與《三禮圖》描繪近似(圖20);僅見的蜃尊更仿《三禮圖》,於腹部繪出層疊的水波。【117】這些陶器的類別、樣式與紋飾,均顯示出刻意為之的「復古」傾向。可惜完整的考古報告遲未出版,無法按年代梳理古制禮器的隨葬狀況。目前看來,汪氏墓地出土的《三禮圖》古制禮器是孤例,之前無此傳統,往後也未見發展。如何解釋這個例證?
查考汪氏家族歷史,發跡的汪世顯出身軍旅,協助忽必烈進攻四川,是元初重要的開國功臣。【118】汪氏家族後來成為隴西的文化菁英,致力於斯文之提倡。據說汪世顯領軍入蜀時「獨搜典籍,捆載以歸」;子德臣(1222-1259)繼續蒐羅書籍,欲創設書院,卻因戎事倥傯,未能如願。德臣子惟正(1242-1285)藏書二萬卷,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門人為其藏書閣「萬卷樓」作記曰:「我公之於書,非惟藏之,而實寶之;非惟寶之,而又詳讀之,明辨之,克之於行己、治政,非直為美觀而已。」【119】刻意凸顯汪惟正的文化菁英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汪氏墓地出土的日用瓷碟中,有的底部刻有「復古殿」字樣,【120】應該是使用地點。以「復古殿」為名,又多隨葬古制銅、陶禮器,說明戰功彪炳的汪氏家族後人不僅留意文事,更於「古」多有措意。汪氏墓地所見之刻意「復古」,尤其是復《三禮圖》之古,必須放到汪氏家族史的特殊脈絡中理解。

結語
從歷史的長期發展來看,禮書、禮器圖至宋代發生巨變,新的禮器制度取代漢唐以來的舊權威,往下成為明清時期的基礎。從《新定三禮圖》至《重校三禮圖》,可見此時代巨變的軌跡。
《新定三禮圖》刊刻於南宋淳熙二年(1175),此時《三禮圖》權威已受到挑戰,但《紹興製造禮器圖》並不普及,《釋奠儀圖》則要至紹熙五年(1194)才頒布。在此情況下,即使知道《三禮圖》有問題,仍不得不使用,如陳伯廣在刊記所說:「予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而攷之,不猶愈於求諸野乎?」因此,《三禮圖》的圖樣還有參考價值,表現在《新定三禮圖》的版面上,圖樣大、視覺性強,圖、文緊密配合,便於使用者掌握禮器樣式。值得一提的是,此本的版面樣式十分奇特,標誌手法簡單、不固定,或許還保留一些宋初刻本或壁畫的痕跡。
南宋紹熙五年《釋奠儀圖》頒布時,中央郊廟的禮器已改為新制,但地方學校仍為《三禮圖》舊制,中央與地方不同調。進入13世紀,《釋奠儀圖》隨著朱子之學而傳播至各地學校,逐漸取代《三禮圖》經學系統禮器,而《禮象》與《禮書》則成為士人討論禮器的主要依據,如建刊本纂圖互註類書籍所示。
此發展並未受到戰火影響,進入元代,金石學系統的禮器益加普及,並擴大使用範圍,用於三皇廟與功臣祠等祭祀。《三禮圖》類型的禮器未完全消失,但主要透過如《事林廣記》等圖籍轉介,禮器製作者鮮少直接參閱《三禮圖》。喪失圖樣功能的《三禮圖》,成為純粹的解經之書,在經學與禮學的領域中吸引著讀者。元代韓信同(1252-1332)的《韓氏三禮圖說》明顯參考《三禮圖》;【121】清初納蘭成德(1655-1685)彙編經學典籍時,也將《新定三禮圖》收入其《通志堂經解》之中。
當南陽書院山長王履於元成宗大德十至十一年(1306-1307)間刻印《重校三禮圖》時,僅謂「欲刊之梓,與同志共之」,似乎已遺忘《三禮圖》的圖樣功能。反映在《重校三禮圖》的頁面上,編者重新編排圖、文內容,合數幅插圖為一欄,併數則說明為一段。文字的方向性變得更為清晰,閱讀也更加流暢。但圖、文分離,兩者對照不易,描圖的重要性退居其次。從《新定三禮圖》至《重校三禮圖》之大幅改版,正與該書的使用變遷互為表裡。
有關書籍形式、文本類型與使用之間的關係,夏提葉曾引18世紀英國貴族的一段話:厚實的對開本是談生意的人,我和他們在上午對話。四開本是容易相處的伴侶,我和他們在午後對坐;至於我的晚間則是與八開本及十二開本,在輕鬆、無甚要緊的閒談下度過。【122】這位讀者將書籍擬人化,生動地指出不同類型的文本,有各自合適的樣式(開本大小)與合宜的使用。除了開本大小,書籍版面的安排也與其性質、用途有關,特別是實用性的手冊,必須考慮使用的便利性,如:南宋建刊本在頁面特別標出「重言」、「重意」,提示重點,便於準備考試的士子閱讀。就這個角度而言,《三禮圖》作為一本實用禮圖,南宋與元代二版本之差異應反映該書性質與使用的變化。北宋中期開始,一波波禮器名物制度的討論,推翻過往知識與權威,造成禮器樣式的巨變,長久施行的《三禮圖》經學系統逐漸為《釋奠儀圖》金石學系統所取代。《三禮圖》之改版,正可見該書從兼具圖樣功能,到褪去實用性,成為純粹典籍的過程。
宋元書籍之研究已經累積不少成果,本文討論書籍之形式與使用之間的關係,在研究方法上作一嘗試。本文也試圖跨越學科的界線,涵蓋書籍文化與物質文化兩範疇,針對書籍頁面與出土器物進行形式分析。在此基礎上,結合士人對古制禮器的討論與實踐,解釋書籍版面變化的原因,勾勒《三禮圖》一書長時段的生命史。近來由於數位科技發展,使得如實仿真、大規模地複製珍本圖書成為可能。宋代處於雕版印刷初興之時,傳統的書籍複製方式──無論是手抄或是墨拓──仍舊普及,文本類型、複製技術與書籍形式之間的多角關係仍待未來持續探索。

[1]Roger Chartier,“Representations of the Written Word,” in Formsand Meanings: Texts, Performances, and Audiences from Codex to Computer, ed.Roger Charti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pp. 6-24.
[2]法國年鑑學派的Lucien Febvre與Henri-Jean Martin首度將印刷技術與16世紀歐洲各國重大的社會變革相聯繫,包括:宗教改革、國家語言的形成、拉丁文的衰落等,其法文原書於1958年在巴黎出版,英譯本見Lucien Febvre andHenri-Jean Martin, The Coming of the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 trans. DavidGerard(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汪洋制造 1976).
[3]關於中國印刷術的發展,參見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錢存訓著,鄭如斯編訂,《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關於唐、五代、北宋的雕版印刷,參宿白,〈唐五代時期雕版印刷手工業的發展〉,《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1-71。
[4] Joseph P.McDermott, “Book Collecting in Jiangxi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in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Print, ed. Lucille Chia and Hilde De Weerdt (Leiden; Boston: Brill, 2011), pp.63-101; 黃寬重,〈串建歷史記憶、形塑家族傳承──以樓鑰及其族人的書畫文物蒐藏與書籍刊刻為例〉,《故宮學術季刊》第28卷第3期(2011年9月,臺北),頁1-22。
[5] Susan Cherniack,“Book Culture and Textual Transmission in Su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4, no. 1 (1994, Cambridge), pp.5-125.
[6]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宋史研究集》第31輯(2002,臺北),頁151-200;劉祥光,〈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臺大文史哲學報》第75期(2011年11月,臺北),頁35-86;許媛婷,〈南宋時期的出版市場與流通空間──從科舉用書及醫藥方書的出版談起〉,《故宮學術季刊》第28卷第3期(2011年9月,臺北),頁109-146。
[7]朱迎平,《宋代刻書產業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蘇勇強,《北宋書籍刊刻與古文運動》(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Hilde De Weerdt,“The Encyclopedia as Textbook: Selling Private Chinese Encyclopedias in the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xtrême-orient,Extrême-occident (2007, Paris), pp. 77-102; 亦可見Hilde De Weerdt, “Aspects ofSong Intellectual Life: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Some Southern SongEncyclopedias,” Papers on Chinese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no. 3 (spring 1994, Cambridge, MA), pp. 1-27.
[8]有學者認為宋代仍以抄本為主,見Joseph P. McDermott,“The Ascendance of the Imprint in China,”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CynthiaBrokaw and Kai-wing Chow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2005), pp. 55-106.
[9] Robert Darnton,“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Daedalus111, no. 3 (1982, Boston), pp. 65-83.
[10] Donald F. McKenzie,“The Book as an Expressive Form,” in Bibliography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9-30.
[11] Roger Chartier, ed.,The Culture of Print: Power and the Uses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rans. Lydia G. Cochrane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89), pp.1-10; Roger Chartier, “Text, Printing, Readings,” in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ssays, ed.Lynn Hu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54-175.
[12]此二本均曾影印出版,見聶崇義,《新定三禮圖》,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聶崇義,《重校三禮圖》,收入《四部叢刊三編》(上海:上海書店,1985)。
[13]金中樞,〈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聶崇義的三禮圖學〉,《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10期(1983年9月,臺南),頁77-104。
[14]木島史雄,〈簠簋をめぐる禮の諸相:考古學∕經書解釋禮學∕金石學∕考證學〉,收入小南一郎編,《中國の禮制と禮學》(京都:朋友書店,2001),頁307-369;Jeffrey C. Moser,“Recasting Antiquity: Ancient Bronzes and Ritual Hermeneutics in the SongDynasty”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10), pp. 12-89.
[15]謝明良,〈北方部分地區元墓出土陶器的區域性觀察──從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陶器談起〉,《故宮學術季刊》第19卷第4期(2002年12月,臺北),頁143-168;謝明良,〈記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陶器〉,收入氏著,《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172-189;HsuYa-hwei, “Reshaping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The Revival of Antiquity in theEra of Print”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2010), pp. 25-36; Fran?ois Louis, Designed by the Book: Chinese Ritual Objectsand the Sanli tu (New York: Bard Graduate Center, 2017).
[16]鄭玄、阮諶,《三禮圖》,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濟南:黃華館書局,1871)。
[17]永瑢、紀昀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冊,卷22,頁450-451。
[18]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頁121。
[19]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頁120-121。
[20]圖像見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Dunhuang Project),網站:http://idp.bl.uk(2012年8月30日檢索)。
[21]殘冊內容包含:苴絰(苴麻首絰、壯麻首絰、大切首絰)、中殤七月絰、斬衰冠、總、冠、齊衰冠、大切冠、小切冠、斬衰衣、負出於適一寸、適愽四寸、衰、衣帶、衽二尺五寸、袂屬幅、裳。
[22]包括《開元禮》、鄭玄注《儀禮.喪服》、葛洪《喪服變除》、《三禮義宗》、崔凱《喪服變除》等書。
[23]敦煌出土的抄本儒家經典例證如下:《書經》(S.799)、《詩經》(S.10)、《周易正義》(AS.188071)、《左傳》(S.1943)、《論語》(S.782, S.3011, S.11910)、《孝經》(S.707, 6177, 9213A,9956)、《大學》(S.575)、《孔子家語》(S.1891)。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網站:http://idp.bl.uk(2012年8月30日檢索)。
[24]如曆書(S.95)、《書儀》(S.2200)、《書儀?》(S.5472)、《食療本草》(S.76)、《儀禮祭詞,佛說安宅神咒經》(Ch3009)、《孔子頃託相問書一卷》(S.5529)等。其中《孔子頃託相問書》也有卷本(S.5674),然尺寸5×165公分,異於一般書卷。
[25]關於聶崇義《三禮圖》與五代、宋初政治的關係及其禮器特點,參Fran?ois Louis, Designed by the Book, pp. 13-38.
[26]關於聶崇義纂集《三禮圖》始末,參李至,〈三禮圖記〉,收入聶崇義,《重校三禮圖》,圖記1-2;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點校本),卷431,頁12797。
[27]聶崇義,《新定三禮圖》,卷11,頁1。
[28]郭洪濤,〈唐恭陵哀皇后墓部分出土文物〉,《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4期(西安),頁9-18。
[29]謝明良,〈記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陶器〉,頁172-189。
[30]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唐節愍太子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141-142,圖119.2-4,圖版16.10、12、13。相關討論見Ya-hwei Hsu, “Reshaping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p. 30; Fran?ois Louis, Designed by the Book,pp. 39-48.
[31]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惠昭太子陵發掘報告》(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頁6,圖五.1-2。
[32]洪适,《隸釋.隸續》(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320、322、323、325。
[33]見聶崇義,《新定三禮圖》,卷11,頁2a。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論禮時也引此說,見徐松輯,陳援庵等編,《宋會要輯稿》(臺北:世界書局,1964),禮26,第2冊,頁1006下。
[34]討論見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111-112;謝明良,〈琮瓶再識〉,《故宮文物月刊》第333期(2010年12月,臺北),頁48-60。
[35]劉慶柱,〈唐代玉器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收入鄧聰編,《東亞玉器》第2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8),頁166。
[36]煙台市博物館,〈煙台市芝罘島發現一批文物〉,《文物》1976年第8期(北京),頁93-94。討論見李零,《鑠古鑄今:考古發現和復古藝術》(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頁14;Ya-hwei Hsu,“Reshaping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pp. 28-29.
[37]王永波,〈成山玉器與日主祭──兼論太陽崇拜的有關問題〉,《文物》1993年第1期(北京),頁62-68。關於漢代玉禮器的討論,參鄧淑蘋,〈試論新石器時代至漢代古玉的發展與演變〉,收入氏著,《羣玉別藏續集》(臺北:故宮博物院,1999),頁40-51。
[38]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第12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152,圖149。孫機訂此種形式的車為「軺車」,是一種四面敞露,坐乘、立乘皆可的車。見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90-93。甘肅武威磨嘴子48號墓另出土一造型相近的木車模型,見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磨嘴子三座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12期(北京),頁9-23,特別是頁13,圖7。
[39]邵伯溫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1,頁5。
[40]徐松輯,陳智超整理,《宋會要輯稿補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88),頁857。
[41]李致忠曾考證此書之版本、流傳,見李致忠,《宋版書敘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頁153-159。
[42]脫脫等撰,《宋史》,卷445,頁13143。
[43]《中國版刻圖錄》作者引《嘉定鎮江志》,考證宋時鎮江府學教授有熊克、陳伯廣、徐端卿等,淳熙五年知府有司馬伋,當即司馬笈,與公文紙之銜名相合,認為此書應為淳熙二年鎮江府學刻版。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第1冊,頁27;詳見李致忠,《宋版書敘錄》,頁153-159。
[44]見聶崇義,《重校三禮圖》,王履後序。
[45]張元濟跋收入聶崇義,《重校三禮圖》。歷來《三禮圖》之著錄資料均以此為準,如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錄》第1冊,頁51-52;聶崇義纂輯,丁鼎點校解說,《新定三禮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校釋說明。
[46]華喆、李鳴飛,〈《析城鄭氏家塾重校三禮圖》與鄭鼎關係略考〉,《文獻》2015年第1期(北京),頁7-14。
[47]鄭鼎與子鄭制宜在《元史》有傳,見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154,頁3634-3638。
[48]鄭昂霄的墓誌銘與神道碑銘分別見劉岳申,《申齋劉先生文集》(臺北:“中央”圖書館,1970),頁391-396;許有壬,《至正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頁247。鄭昂霄資料又參王德毅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第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1982),頁1939。
[49]朱樟,《澤州府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據清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印),卷36,頁1462-1463。
[50]朱樟,《澤州府志》,頁1464。
[51]據黃寬重,〈孟珙年譜〉,《史原》第4期(1973年10月,臺北),頁79-135,特別是124-129。
[52]劉克莊,〈神道碑──孟少保〉,《後村先生大全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143,頁1252-1258;高斯得,〈公安南陽二書院記〉,《恥堂存稿》,收入《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卷4,頁5-7;程鉅夫,〈重修南陽書院記〉,《程雪樓文集》(臺北:“中央”圖書館,1970),卷11,頁452-454。
[53]程鉅夫,〈重修南陽書院記〉,卷11,頁454;卷23,頁890-892。
[54]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37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頁141;王申子撰,《大易緝說》,收入納蘭成德輯,《通志堂經解》第5冊(臺北:大通書局,1969據清康熙十九年[1680]刻本影印),頁2428-2431。
[55]敦煌出土帶圖像的書籍,參見Jean-Pierre Drège,ed., Images de Dunhuang: Dessins etpeintures sur papier des fonds Pelliot et Stein (Paris: école Fran?aised’Extrême-Orient, 1991).
[56]本文所使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重校三禮圖》卷一、二非原本,為毛晉抄配,共28頁,因所佔比例有限,仍以此進行計算。
[57]章如愚,《群書考索》(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據明正德戊辰年[三年,1508]慎獨齋校刻本印),卷39,頁281-282。
[58]關於聶崇義纂集《三禮圖》始末,參李至,〈三禮圖記〉,收入聶崇義,《重校三禮圖》,圖記1-2;王應麟,《玉海》第2冊(臺北:華文書局,1964據元後至元三年[1337]慶元路儒學刊本印),卷56,頁1111-1112;脫脫等撰,《宋史》,卷431,頁12797。
[59]李至,〈三禮圖記〉,《重校三禮圖》,圖記1-2。
[60]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102,頁2366。
[61]參郝玉麟等監修,謝道承等編纂,《福建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2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以下所引《文淵閣四庫全書》出版資料相同,不另註出),卷30,頁473。
[62]劉一止,〈吳興郡學重繪三禮圖記〉,《苕溪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34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卷22,頁231-232;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50。
[63]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據咸淳臨安府刊本印),卷8,頁1a。
[64]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書店,1984-89),卷134,頁9a-b。
[65]清人錢坫(1744-1806)指出,宋人釋為「敦」的,應更正為「簋」;嚴可均(1762-1843)則指出宋人釋為「簋」的,應該是「盨」,這些看法為後來的古文字研究者所承襲。相關討論整理見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臺北:大通書局,1973重印),頁320-321。
[66]沈括著,胡道靜校注,《新校正夢溪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57),卷19,頁190-191。
[67]《禮象》的成書時間,南宋有不同記載,章如愚載元祐六年,王應麟謂元祐七年。見章如愚,《群書考索》,前集,卷23,頁174;王應麟,《玉海》第2冊,卷56,頁1112。
[68]范祖禹,〈乞看陳祥道禮書劄子〉,《范太史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0冊,頁249-250。
[69]慕容彥逢,《摛文堂集》,收入《景印叢書集成三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卷10,頁3。
[70]〈孫繁重刊翟氏公巽埋銘〉,見翟汝文,《忠惠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9冊,附錄,頁314。
[71]王應麟,《玉海》第2冊,卷56,頁1112。
[72]關於徽宗朝新制禮樂器的討論,已累積不少研究,參陳夢家遺著,王世民整理,〈博古圖考述〉,收入船山學刊雜誌社編,《湖南省博物館文集》第4輯(長沙:船山學刊雜誌社,1998),頁8-20;陳芳妹,〈宋古器物學的興起與宋仿古銅器〉,《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0期(2001年3月,臺北),頁37-160;Patricia Ebrey,“Replicating Zhou Bells at the Northern Song Court,” in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Visual Culture, ed. Wu Hung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Sympo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0), pp. 179-199; Ya-hwei Hsu, “Antiquities,Ritual Reform, and the Shaping of New Taste at Huizong’s Court,” Artibus Asiae 73, no. 1 (2013, Hellerau-Dresden),pp. 137-180.
[73]「聶崇義《三禮圖》所具禮器不能合古,然久用於世,雖兵火之後,遺跡尚存。」徐松輯,《中興禮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8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47,頁207。
[74]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8,頁1a。
[75]徐松輯,《中興禮書》,卷10,頁40-44。關於高宗恢復新成禮器之討論,參許雅惠,〈南宋金石收藏與中興情結〉,《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31期(2011年9月,臺北),頁1-60。
[76]徐松輯,《中興禮書》,卷10,頁43。
[77]林希逸,《考工記解》,收入納蘭成德輯,《通志堂經解》第29冊,頁16435。
[78]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頁50;Fran?ois Louis, Designed by the Book, pp. 69-71.
[79]陳騤編,《中興館閣書目》輯考五卷,續目一卷,收入《中國歷代書目叢刊》(北京:現代出版社,1987),頁403。陳振孫也有此看法:「禮書一百五十卷:太常博士長樂陳祥道用之撰。論辯詳博,間以繪畫。於唐代諸儒之論,近世聶崇義之圖,或正其失,或補其闕,元祐中表上之。」見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頁50。
[80]收錄於南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纂集完成的《朱子語類》,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85,頁2197。
[81]根據避諱字,李致忠曾討論《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與《纂圖互注禮記》的年代,一為孝宗、一為光宗,見李致忠,《宋版書敘錄》,頁77-84、139-146。
[82]不著撰人,《景印宋本纂圖互註毛詩》(臺北:故宮博物院,1995);不著撰人,《纂圖互註周禮》,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不著撰人,《纂圖互註禮記》(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南宋建刊本);不著撰人,〈尚書圖〉,收入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錄》,圖版651。
[83]不著撰人,《景印宋本纂圖互註毛詩》,詩圖,頁5a-b;不著撰人,《纂圖互註周禮》,禮圖,頁2b;不著撰人,《纂圖互註禮記》,記圖,頁16a。
[84]不著撰人,《景印宋本纂圖互註毛詩》,詩圖,頁15a。
[85]不著撰人,《纂圖互註周禮》,禮圖,頁9a、11a、12a。
[86]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頁50。
[87]相關研究參許雅惠著,原信太郎アレシャンドレ訳,〈図籍の間接的流通再論—元代『三礼図』を例として—〉,收入近藤一成等編,《中国伝統社会への視角》,宋代史研究会研究報告第十集(東京:汲古書院,2015),頁267-301。考古報告見洛川縣博物館,〈陝西洛川縣潘窯科村宋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2004年第4期(西安),頁26-28。
[88]趙彥衛著,傅根清校注,《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4,頁57-58。
[89]朱熹編,《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收入《百部叢書集成影印指海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90]陳榮捷,〈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收入氏著,《朱子新探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頁680-683。
[91]《宣和博古圖》、《紹興製造禮器圖》、《釋奠儀圖》三書前後相承之關係,參許雅惠,〈《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代賽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4期(2003年3月,臺北),頁1-26。
[92]以往有些學者也指出《三禮圖》和《宣和博古圖》二大禮器系統之分,如:木島史雄曾以類書與禮圖中的簠、簋為中心,探討各學科方法對禮器圖樣的影響,參木島史雄,〈簠簋をめぐる禮の諸相:考古學∕經書解釋禮學∕金石學∕考證學〉,頁307-369。
[93]湖州市博物館編,《湖州市博物館藏品集》(杭州:西泠印社,1999),頁87。
[94]參陳芳妹,〈「與三代同風」:朱熹對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初探〉,《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31期(2011年9月,臺北),頁61-150。
[95]仿古銅器集中出土於浙江與四川,討論參Ya-hwei Hsu,“Reshaping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pp. 197-233.
[96]鄭嘉勵,〈從黃石墓銅器看南宋州縣儒學銅禮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9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350-359。
[97]以上統計見胡務,〈元代廟學發展的階段性〉,收入氏著,《元代廟學──無法割捨的儒家教育鍊》(成都:巴蜀書社,2005),頁40-76。
[98]羅福頤編,《滿洲金石志》,收入《地方金石志彙編》第16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頁360-366。
[99]宋濂等撰,《元史》,卷76,頁1892。關於孔廟祀典歷代之擴張,參黃進興,〈象徵的擴張:孔廟祀典與帝國禮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6本第3分(2015年9月,臺北),頁471-511。
[100]關於廟學制度從唐、宋到元的發展,以及元代廟學的空間結構,參胡務,〈元代廟學的結構和祭祀〉,收入氏著,《元代廟學──無法割捨的儒家教育鍊》,頁1-39。
[101]以下試舉大德年間數例,鄭陶孫,〈舍奠禮器記〉,見蘇天爵編,《國朝文類》,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據元至正二年〔1342〕西湖書院刊本印),卷27,頁279-281;馮福京修,郭薦纂,《大德昌國州圖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2,頁6070。又參陳芳妹,〈「與三代同風」〉,頁61-150。
[102]李淦,〈平江路學祭器記〉,見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卷27,頁277-278。
[103] Michel Maucuer, Bronzes de la Chine impériale des Song auxQing (Paris: Paris-Musées, les musées de la Ville de Paris, 2013), pp. 32-33.
[104]柳貫撰,柳遵傑點校,〈全寧路新建三皇廟記〉,《柳貫詩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頁283。
[105]張柔生平,見宋濂等撰,《元史》,卷147,頁3471-3476。虞集(1272-1348)為張柔子張弘範(1238-1280)所書神道碑也曾提到,亳州有祭祀汝南忠武王之廟,見虞集,〈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道園學古錄》,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據上海涵芬樓景印明景泰翻元小字本重印),卷14,頁136。
[106]宋濂等撰,《元史》,卷77,〈三皇廟祭祀禮樂〉,頁1915。
[107]宋濂等撰,《元史》,卷76,頁1903-1904。
[108]宋濂等撰,《元史》,卷76,頁1904-1905。
[109]柳貫撰,柳遵傑點校,〈敕賜天妃廟新祭器記〉,《柳貫詩文集》,頁282-283。
[110]許雅惠,〈《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代賽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頁1-26。考古報告參洛陽市鐵路北站編組站聯合考古發掘隊,〈元賽因赤答忽墓的發掘〉,《文物》1996年第2期(北京),頁22-33。
[111]考古報告見盧桂蘭、師曉群,〈西安北郊紅廟坡元墓出土一批文物〉,《文博》1986年第3期(西安),頁92-94;劉寶愛、張德文,〈陝西寶雞元墓〉,《文物》1992年第2期(北京),頁28-33、43;洛川縣博物館,〈陝西洛川縣潘窯科村宋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2004年第4期(西安),頁26-28;楊正興,〈陝西興平縣西郊清理宋墓一座〉,《文物》1959年第2期(北京),頁39-40、46;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元代張達夫及其夫人墓發掘簡報〉,《文物》2013年第8期(北京),頁27-48。
[112]陳元靚,《事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365。
[113]許雅惠著,原信太郎アレシャンドレ訳,〈図籍の間接的流通再論〉,頁267-301。
[114]許雅惠,〈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32期(2012年3月,臺北),頁103-170。
[115]財団法人斯文会,《湯島聖堂と江戶時代》(東京:斯文会,1990),圖14、16。
[116]甘肅省博物館、漳縣文化館,〈甘肅漳縣元代汪世顯家族墓葬〉,《文物》1982年第2期(北京),頁1-21。
[117]謝明良指出考古報告中的陶簋應該是《三禮圖》蜃尊,見謝明良,〈北方部分地區元墓出土陶器的區域性觀察:從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陶器談起〉,頁143-168。
[118]汪氏一門生平,見宋濂等撰,《元史》,卷155,頁3649-3657。
[119]汪氏三代之藏書,見冉南翔所撰〈萬卷樓記〉,收入汪鉞等輯,《鞏昌汪氏族譜》(出版地不詳,2006),頁432-433。
[120]甘肅省博物館、漳縣文化館,〈甘肅漳縣元代汪世顯家族墓葬〉,頁15。
[121]韓信同,《韓氏三禮圖說》,收入《叢書集成三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據嘉慶十八年[1813]福鼎王氏麟後山房刊本印)。
[122] Roger Chartier, ed.,The Culture of Print, p. 2.
[123]感謝上海博物館周亞先生提供此器的尺寸、銘文與照片。
[124]此年代根據《全寧路新建儒學記》,參李俊義等,〈元代《全寧路新建儒學記》考釋〉,《北方文物》2008年第1期(哈爾濱),頁75-82。
[125]此件銅爵銘文與著錄之淮安路儒學元代祭器全同,當時一共鑄造29件爵,此當為其中一件,見丁晏編,〈淮安府學元鑄祭器錄〉,見《淮安北門城樓金天德年大鍾款識一卷附淮安學元鑄祭器城南宋古塼記》,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9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頁659-660。
[126]感謝浙江省博物館黎瑞馨先生提供通州儒學的簠、簋、豆三件祭器照片。
[127]這件器原為三足鼎,三足殘缺後,配上西周的車馬器「軧」成為簋,參許雅惠,〈古器新詮──院藏「泳澤書院雷文簋」的再認識〉,《故宮文物月刊》第225期(2001年9月,臺北),頁54-69。
[128]此年代根據《全寧路新建三皇廟記》,見柳貫撰,柳遵傑點校,〈全寧路新建三皇廟記〉,《柳貫詩文集》,頁283。
【编辑】仝相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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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min   分类:全部文章   日期:2021年02月07日   浏览:67